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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明军:漫谈西北与疆域
2018年05月10日 10:05:16
来源:ArtWorld

2017年12月,OCAT上海“疆域”展览现场图,策展人:鲁明军 OCAT上海|图片提供

  1940年代的西北写生

  我是西北人,老家在兰州永登,祖上是土司,有个衙门遗址至今还在,里面还残留着一些壁画,浙大谢继胜老师曾带队做过研究。但我其实也并不熟悉西北,去过的地方有限,可能没有庄辉老师去过的地方多,最远到过嘉峪关,嘉峪关外没去过。

  2004-2005年期间,我协助西北师范大学田卫戈老师(现在敦煌学院任院长)做过关于八九十年代兰州当代艺术的一个调研项目,采访了一些艺术家和诗人,也是因为参与这个项目,对于当代艺术特别是兰州早年的一些前卫实验和行动(比如“兰州军团”)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。2013年底,我曾在甘肃河西学院参加过一次讨论会,主题是“全球化、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”。当时是被我们学校历史系的韦兵、王东杰老师拉去的,与会的还有纳日碧力戈、谢继胜、黄达远、袁剑、张亚辉等老师,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,作为外行,我最初其实是想去旅游。当时由于时间紧张,只用手头现成的资料准备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发言,题目是“上世纪40年代关山月在西北边疆的写生”。

  选择这个题目,除了是因为会议主题的要求以外,我记得当时好像正在准备何香凝与近代山水画的一个展览,所以看了一些岭南画派的资料,发现其中关山月是个比较特殊的案例。所以也就借机考察下西北写生在塑造“岭南画派”的过程中,扮演着什么角色。发现40年代去西北西南边疆写生的背后实际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。今年春节,读了香港中文大学最新出版的两本边疆史著作,刘晓原的《边缘地带的革命: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,1921-1945》与林孝庭的《西藏问题: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,1928-1949》,处理得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问题,但分别是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角度来探讨的。当时,边疆都隶属国统区,共产党尚未触及边疆问题。随着抗战爆发,加上英(印)、俄的介入,边疆地区越来越复杂,围绕内蒙、外蒙以及新疆、西藏的领土、疆界争议和冲突,成为国民党棘手的问题之一。当时国民党派了很多专使前往西藏,新疆的问题就更复杂了。长征期间,直接涉及边疆的应该是张国焘,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后,带领红四方面军去了西康,再后来就是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军。按照刘晓原的说法,共产党是直到其主力从中国南部转移到西北边境地区后,才开始有了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。在这个过程中,因为“外交”与“内政”的相互交织,使得边疆问题显得异常复杂。由此再回过头看当时的写生运动,可能无法回避这一背景,若从这个背景出发看当时的这一艺术或政治行动,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形式、风格亦或是浪漫的想象这样一个层面上。比如当时那些西行的画家们为什么画了很多标本式的肖像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一种带有人类学色彩的调研和介入。图存救亡的时代,这一举动自然带有国家认同或国族认同的意味。吴洪亮、曾蓝莹都写过相关的论文,但总觉得解释还不够,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
 2017年12月,OCAT上海“疆域”展览现场图,策展人:鲁明军 OCAT上海|图片提供

  西北艺术家

  八十年代在兰州曾经有过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叫《当代文艺思潮》,不少人都在那里发表过文章,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。我曾经采访过杂志的编辑管卫中老师,后来那本杂志被停刊了,知网上有几篇硕士论文研究这本杂志。应该说,它是80年代兰州前卫艺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兰州还有很多诗人,个别如颜峻、唐欣等后来去了北京发展,大多还在。也有地下音乐,比如“噪音协会”,我看过他们在“我的天堂”酒吧的现场表演。这个酒吧当年挺有名的,算是文艺圈的一个聚集地,但我不是很熟悉这个圈子,偶尔被叫去一两次。还有个书店“凤栖梧书店”非常重要,在兰大附近,一个地下室,现在搬到另一个地方,但还在兰大旁边,应该说是全国最好的民族学书店,老板马寅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,是穆斯林,懂音乐,也很熟悉电影,书就更不用说了,很多知识信息和朋友都是在那里获取和结识的。书店还在,年前回兰州还去了一趟,七八年没去了,非常亲切。

  在兰州这边做艺术空间的不多,我知道的一个是靳勒做的石节子美术馆,一个是王西野的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。除此之外,好像没有。青海那边好像反而比较活跃,有个小双年展,还比如高元的空间“西北联合驻地”也做了一段时间了,有声有色的,非常不容易。

  艺术家也是,后来一部分到北京做职业艺术家,比如杨志超,有的是出国。有几个当年和艾未未走得比较近,刘正刚还在艾未未工作室待过很多年。后来听说也受到艾未未事件的影响,被关了一段时间,出来后身心受到一定影响,又回天水了。现在据说还有几个还在做,比如马奇志、高波、靳勒等,但因为当地没有生态和氛围,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发出。

  不过依然有一些从兰州出来的年轻艺术家还很活跃,但辨识度并不明显,多数艺术家的创作和兰州没什么直接关系,比如张鼎。不过他身上那股劲还是很西北。闫冰相对辨识度要高一点。像庄辉这样的还是很少,他对玉门有很强烈的情怀。不过,玉门和兰州还是不太一样。兰州其实跟一般城市没什么区别,在西北它算是一个枢纽。相较而言,玉门是经历过动荡型的转变的,从繁华到没落,庄辉是经过那个变革的,所以他和许多兰州人对西北的情感和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有意思的是,依旧生活在西北的艺术家也不像庄辉那样去做,他们更多想着怎么做得更国际化。而生活、工作在北京上海的艺术家反而会选择回到边疆,比如赵赵、赵要等。只有少部分生活在新疆与青海等地的艺术家依旧在跟地域发生关系,比如刘成瑞。

  要说什么是兰州的感觉和特质,我也说不上来。我想起兰州作家张海龙出过的一本杂文集,名字叫《西北偏北,男人带刀》,蛮切合兰州的感觉的。唐欣写过几首关于兰州的诗,非常生动,“兰州,每一条街道拐角/都会有人和你玩命/兰州,每一辆公共汽车/都会挤满扒手”,“好些少女操着方言/多半小伙藏着凶器”,还有一首“大白天自行车座没了”非常形象。我记得那时候自行车只要停在马路边就会被盗,我有个远方亲戚很长一段时间就以偷自行车为生。而且我有次乘公交车钱包就被偷了,有次在街上差点被骗子坑了,连诈骗带威胁的。还有一次坐长途车,也被偷了钱包。上初二的时候,同桌被同班另一个同学捅死,后者坐了13年的牢,出来后听说当了小学老师。我觉得这就是兰州这个城市的质感。

2017年12月,OCAT上海“疆域”展览现场图,策展人:鲁明军 OCAT上海|图片提供

  西北在当下的重要性

  清中叶西北地理学的兴起就是当时新疆、蒙古与西藏等边疆地带的威胁所致的,它跟海疆遥相呼应,构成了清王朝地缘政治的基本结构。当时,刘逢禄、徐松、龚自珍及魏源就曾提出过这一问题。进入20世纪以来,“外交”与“内政”纠缠在一起,西北边疆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加突出,同时内地跟边疆的社会分化与失衡也越来越严重,甚至随时都会转化为民族冲突与矛盾。除了这些,从艺术的角度来说,谈论西北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义,也许那样一种独特的自然和风物环境中,人的时空感会增强,从而使得我们更加自觉于所身处的这个时代。

  “疆域:地缘的拓扑”展览

  在2013年参与那次主题为“全球化、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”的研讨会之后,我开始关注更多有关边疆与后全球化政治的论述,开始阅读拉铁摩尔(Owen Lattimore)以及其他与边疆相关的著作。而学术界围绕这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,我加了很多公众号,每天都是铺天盖地的相关主题的文章推送。应该说,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也是其成为学术热点原因之一。另一方面,边疆问题不仅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,也是与周边的关系问题,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。

  说到“一带一路”,如果从历史角度看,本身就跟边疆史、内亚史有着密切的关系,自汉代匈奴开始,一直到后来唐代的突厥,然后再到蒙元,清帝国……这些历史问题本身都非常复杂,非我能力所及。但我觉得之所以诸如“蒙元史”、“新清史”成为学术热点和争议的话题,还是离不开今天这个语境。对我来说,这个可能更为重要。它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民族分离运动何以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潮流,进而对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一现实。而中国又是如何维系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结构的。只是以我有限的学力还理不清如此庞大的课题。而艺术家也很少触及这么宏大的问题,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方案。但即便如此,我还是希望通过对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点的重新编织,建立起一个新的解释框架,能够回应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。也许只是一个理论构想,但不能否认它的政治性和现实感。

  在阅读拉铁摩尔的《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》的过程中,“疆域”的写作与展览的想法几乎是同时产生的。但是工作方式肯定不能直接先从文本梳理,所以我同时还是翻阅了手头有的艺术家资料,也找朋友帮忙推荐……文章有了初稿以后,张培力老师正好邀请我做OCAT上海馆的展览,于是就提交了手头的项目。CCAA的提案是在这之后的事情。

  整个构架主要涉及了边境、边疆和全球化身份的流动这样三个部分。我搜集了很多与边疆有关的书,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的“边疆中国”那套书就很好,包括刘晓原的《边疆中国》、米华健的《嘉峪关外》、王柯的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》《消失的“国民”》等。另外,还有巴菲尔德的《危险的边疆》,狄宇宙的《古代中国与其强邻》、斯科特的《逃避统治的艺术》,以及姚大力、葛兆光、王明珂、汪晖等老师的书,也给了我很多理论上的帮助和启发

  在为画册撰写的文章中,有一块是关于亚洲叙事的反思。国内艺术系统中以往的亚洲叙事受日本、台湾的影响,视野主要集中在东亚、东南亚,顶多谈谈印度。而中亚、中东这条线其实才是历史上连接中国跟西方的重要的一条线。但是这条线索一直以来并没进入当代艺术的视野当中。2008年的广州三年展“与后殖民说再见”中,有一块关于中东的项目,他们请了一个中东的策展人来做,但整个展览的叙述还是在一个“后殖民”的理论逻辑里面,并不是将它放在中亚、中东和西方三者之间复杂关系中来考量。但这的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,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理论储备,不然很难理清楚。目前我只是涉及一些非常浅的层次,比如徐冰《何处惹尘埃》、《中东当代艺术展》等这些案例,还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。

  “疆域”的展览在未来还会持续推进,即将在3月20日在北京OCAT开幕的展览名单就有一些调整。这个项目在未来也会由CCAA支持出版一本书,不过文字我还在继续写。如果有机会,也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带到中国的边疆,比如西南或者西北。巡展的话,也希望能带入一些当地的艺术家。我的写作里面有提到“疆域”相关的调研计划,希望能在内蒙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西藏、云南、贵州沿着整个这条线索去调研当地的当代艺术,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是被忽视的,其中很多艺术家并没有进入当代艺术系统,但是他们都在持续创作,只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工作都还不够了解。平时我也一直很留意这个,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,比如前几天看到一个西藏的艺术家,很有意思。

  另一方面,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把展览带到周边与西方,就像前面说的关于边疆的讨论不仅是中国,而是全球的问题。也希望能做一些周边的调研,包括东南亚、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。比如关于日本与韩国这块,我们目前就正在筹划一个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展览。

 2017年12月,OCAT上海“疆域”展览现场图,策展人:鲁明军 OCAT上海|图片提供

  旅行和自我漂泊对于艺术家和学者而言的重要性

  去年年初,我们在剩余空间做过拉脱维亚艺术家黛安娜·塔玛尼(Diana Tamane)的个展《走私者》,涉及身份的移动与地缘政治;九月,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看到一个展览,主题是全球化时代民族的迁徙与移动。期间在欧美旅行的时候,也看到很多关于中东的展览。徐文瑞策划的科索沃双年展,还有即将开幕的光州双年展都以国界、边界为主题。所以这类话题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。而且同时,这跟我们当下的日常经验也是息息相关的,比如加速移动带来的内心的恐慌或焦虑。我想,除了对于地缘的认知以外,还有一层意义,就是我们的身体如何回到与土地的基本关系中,如何用身体丈量历史和大地。艺术家的行走、游牧甚至漂泊,更多还是一种个人的选择。

  因此,作为策展人,我或许会比大多艺术家想得更多也更复杂,我可能会从多个角度去谈,有些未必是艺术家的初衷和动机,但在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内,我相信作品会释放出不同的能量。通过展览,把不同层次的问题牵引出来,所以它不应仅是刻板的、单一的,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所关联的,也希望每个人都能辩证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。


作者:采访整理/杨圆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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