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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绘画雅与俗的选择说开去
2018年09月28日 10:09:01
来源:《收藏快报》

  雅与俗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,也是艺术中的一对矛盾,我们通常讲的阳春白雪类的高雅,是指上层社会所宗尚并占据艺坛主导地位的艺术,所谓通俗艺术,一般指为下里巴人市井小民所喜爱的艺术。其实在社会的生活中,艺术的雅与俗既有明显的区别,又有很多共性,因为雅与俗有时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其艺术作品的接受群体亦是如此,并非截然能分的开。

  在绘画艺术方面确立雅的标准,早在唐末五代便初见端倪,黄休复在《益州名画录》中把画分为四格,即:逸格,神格,妙格,能格。逸格为最高境界,并曰“画之逸格,最难其俦。”这个逸字是超出技法层面的东西,是画家各方面的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流露。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更是明白的提出雅与俗评价标准,其在论王维吴道子画的诗中云:“吴生虽妙绝,犹以画工论。摩诘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翮谢笼樊,吾观二子皆神俊,又于维衽无间言。”我们从苏轼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,其对吴道子的画尽管以妙绝评价,但却流露出轻视画工的意思,把工匠们的绘画列为俗类,而对王维这个文人士大夫的作品赞不绝口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苏轼把诗人(逸士)与画工(俗人)的作品进行了比较,极力褒扬前者而贬后者。他的“古来画师非俗士”,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”并称文人士大夫的绘画“非高人逸才不能辨,”其泾渭分明把文人画称为高雅艺术,将画工匠人的绘画称为低俗艺术而进行褒贬,充分体现了其在美学概念推崇的“淡泊”“萧疏简远,超凡脱俗”的境界。由于苏轼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,他的这些理论对后世“文人画”的兴盛和工匠绘画的衰微则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作用。

  元代是“文人画”占据画坛主导地位的时期,这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画家有:赵孟頫,钱选,倪瓒等,其对文人画的理论加以演绎与发展。钱选提出“士气画”是不求形似,以得天趣为高的主张,倪瓒则提出“逸笔”和“逸气”的理论曰:“仆之所谓画者,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,聊以自娱耳。余之竹以为写胸中逸气耳。”这样的重“君子之风”,主张“游于艺”,强调“清雅超然于物外”,力求“萧疏简淡”的意境,为元代“文人画”的兴盛莫定了基础,同时也为雅俗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诠释。

  明代董其昌更是把个“文人画”推崇到了极致,他的“南北宗论”可谓是在中国美术史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,不论其提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有多少负面影响,仅是他将禅宗思想理论融汇到中国画流派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来说,便是意义深远,使雅与俗更加清晰地对立起来。

  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闲适无奈中,把绘画创作看作是纯粹的个人娱乐,“以画为乐,寄情笔端”,把绘画当作闲情逸致的享受。因为他们的审美尺度是“虚和萧散,神逸气静,澹泊天真,”达不到这种境界便是“俗”了。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唐宋以降的文人画家大都是文学家,诗人以及有一定地位和官职的士大夫,他们在绘画中文学趣味非常突出,“画中有诗”成为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评价取向。因此在“文人画”中诗,书,画,印相结合并融为一个整体,这便成为“文人画”的基本样式。。柯九思在他的题画兰石小品中写到:“画到书生本色始见清绝”,所谓“清绝”便是文人士大夫要求的高雅绝俗。


作者:马忠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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